文/鄧哲偉 臺北國際商會理事長
在全球地緣政治風起雲湧的 2026 年，中美關係在經歷了 2025 年的「釜山峰會」後正進入一個極其複雜、鬥爭與對話並行的「戰略相持期」。就在各國領袖紛紛尋求與北京建立直接溝通管道之際，台灣在野黨主席鄭麗文傳出將於今年三月赴北京會晤習近平。這一消息在台灣內部引發正反兩極討論，但若我們能撥開意識形態的迷霧，從世界大勢的客觀視角觀察，便會發現：溝通並非毒藥，而是守護和平、爭取台灣未來空間的必要路徑。
一、 國際領袖的集體選擇：對話是為了守護國家利益
回首過去兩年，世界各國領袖不論政見色彩，紛紛親赴北京。德國總理蕭茲（Olaf Scholz）多次率領龐大經濟代表團訪華，基民盟（CDU）領袖梅爾茨（Friedrich Merz）日前會晤習近平時更直言：儘管德中在人權與地緣政治上存在分歧，但「保持溝通與耐心」是處理雙邊關係的唯一關鍵。這並非「投降」，而是為了在中美博弈的夾縫中，為德國企業爭取 120 架空中巴士訂單的實益，並為區域衝突尋求降溫。
不僅是歐洲，連中美鬥爭的主角~美國總統川普，在 2025 年與習近平達成初步貿易協議後，亦預定於今年 4 月再次訪問中國。這證明了連全球最強大的國家，在面對利益衝突與戰爭風險時，首選的工具依然是「面對面」的高層對話。當全世界都在藉由對話建立防火牆，台灣若長期處於高層溝通斷絕的狀態，無疑是在把自己鎖進戰爭風險的死角。
二、 台灣的戰略焦慮：不能只有「對抗」沒有「對話」
台灣與大陸僅隔一條海峽，兩岸關係的和平穩定直接關乎 2,300 萬人的身家性命。然而，在當前的政治氛圍下，「對話」往往被汙名化為「投降」。我們必須反思：如果中美兩大強權在軍事演習與科技封鎖的同時，尚且能保持元首通話與互訪，為何台灣卻連最基礎的政黨高層溝通都成了禁忌？
鄭麗文此行，展現的是在野黨敢於在冰封局勢中破冰的政治勇氣。溝通不代表全盤接受對方的訴求，而在於「求同存異」。正如學者所指，台灣參與國際事務需要兩岸的默契，農漁產品的銷路需要兩岸的協商。如果執政者因意識形態僵局無法跨出那一步，在野黨的民間與政黨外交，正好能填補這段危險的權力真空，確保兩岸不至於因誤判而擦槍走火。
三、 務實思考：見面後如何帶給台灣更好的未來？
我們應該關注的重點，不應只是「見不見面」，而是「見面後帶回了什麼」。鄭麗文作為具備國際視野與敏銳口才的女性領導者，其角色不應僅被視為單向的傳遞者，而是台灣民意的轉譯者。
透過「鄭習會」，台灣可以向對岸傳達兩岸維持現狀、保障民主生活方式的底線，同時也能在避戰的前提下，為兩岸經貿、旅遊與基層往來爭取更務實的空間。在川普重返白宮、美國奉行「新門羅主義」且對亞洲盟友要求更多回報的背景下，台灣若能掌握對話主動權，不僅是在兩岸關係上止損，更是在國際博弈中增加談判籌碼，不讓台灣成為大國博弈下隨時可被拋棄的棋子。
結語：為和平開路，不應是政治原罪
歷史證明，真正的政治家必須在和平最渺茫的時刻尋找微光。鄭麗文三月的北京之行，與其說是政治博弈，不如說是對台海和平的一次務實試驗。如果德國總理可以去、美國總統可以去，為什麼台灣的政治人物去溝通就是「毒藥」？
兩岸關係需要的不是口水與對抗，而是實質的溝通管道。我們期待這場會面能帶回的不僅是象徵性的和平，更是兩岸務實互動的新契機。畢竟，與其在未知的衝突中戰戰兢兢，不如透過勇敢的對話，為台灣爭取一個更具備確定性與安全感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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