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時代轉折」到「時代變革」 的德國國家安全戰略

文/黃淸晏

2024年1月31日，俄烏衝突2週年到來之際，蕭茲 (Olaf Scholz)在聯邦議院發表講話，強調繼續向烏克蘭提供軍事支持，稱「我們必須支持烏克蘭為自由而戰」。

俄羅斯侵烏戰爭：《德國經濟損失2000億歐元》

據《法蘭克福評論報》(Frankfurter Rundschau)報道：「烏克蘭戰爭給德國帶來慘重損失，德國經濟為此損失了2000億歐元」。

從去年到今年「時代轉折」和「時代變革」下的德國是否真的找到了出路？

2022年2月24日在俄烏戰爭爆發後，剛從梅克爾手裡接棒不久的德國總理蕭茲在一次演講中強調，這標誌著「我們歐陸歷史上的一個時代轉折」。此後，「時代轉折」成為反映德國各領域官方政策取向的指標性語匯。

時隔兩年可以看出，德國政府從「時代轉折」到「時代變革」 的國家安全戰略解釋是：

1)以往德國可以說是美國人的德國，而且長期以來，德國一直是全歐洲，美國駐軍最多的國家，他們在軍事上的一切決定，都唯美國馬首是瞻。如今德國和歐洲共享其福的後冷戰時代已經終結，世界正處於新時代降臨前的動蕩過渡期。
2)德國過去過於天真，低估了俄羅斯的威脅性，高估了俄羅斯的可塑性，現在歐洲地緣政治環境全面惡化，德國要重新站到戰略博弈的浪潮中，要像重視經濟發展一樣重視區域安全建設。
3)美國的全球控制力逐漸衰弱，未來世界將不再可能有「一超」獨覇的局面，而是日益走向多極化，歐洲如不自立自強獨立自主，將面臨被邊緣化的危險。
4)世界不應再重新分裂成兩個對立的陣營，德國也不接受這樣的安排。只有開放才能讓自己更強大。
5)德國面臨日益嚴峻的經濟發展問題，必須加緊推動自身和歐盟的內部改革。
6)德國是全球分工的最大贏家之一，僅德國經濟就佔歐盟GDP約四分之一。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也在當前去全球化、區域化的歷史倒流中的受害者。
7)歐洲發展的三大支柱，即安全防務靠美國，國際貿易靠中國，廉價能源靠俄羅斯這三樣曾對歐洲非常有利的外部環境均已不復存在或搖搖欲墜。
8)歐洲 去全球化的保護主義等於自斷生路，要如何從去全球化走向再全球化。

在「時代轉折」旗號下，德國從內到外方面的調整都在跟進。
1)在政治上，強化國家安全政策，彌補梅克爾時代投入不足、防務能力積弱的「欠債」，並且以「義無反顧」「別無選擇」的姿態站到挺烏抗俄第一線，積極遊說歐洲和美國「團結起來解決地緣政治問題」。
2)在經濟上，打破「平衡財政預算規則」，投資可再生能源，增加對信息技術、商業發展和基礎設施的投資。社會領域，實施新移民政策，進一步放寬對技術移民的限制。

2024財年德國國防預算總額為創紀錄的734.1億美元，已達到北約(NATO)規定的成員國國防開支佔GDP比重不低於2%的標準，而2023年這一佔比為1.57%。德國國防部長佩斯托瑞斯(Boris Pistorius)在第60屆慕尼黑安全會議(MSC)上說，未來德國軍費的GDP佔比可能會提高到3%至3.5%。

受全球化地緣安全和經濟雙重考量因素下，德國也已成為美國「去風險」的信奉者和「友鏈外交」的推動者，並積極致力於活化歐洲內部發展和合作潛力。在外交上的新變化，則是加強對「印太」地區事務的參與，以及重視爭取「全球南方」國家的支持。

其實，最令人刮目的還是在蕭茲提出 「時代轉折」後，德國對俄中政策明顯轉向。
在「時代轉折」的背景下，德國外交與安全政策的調整步伐明顯加快，這一轉型動向背後的驅動力主要有烏克蘭危機的刺激、德國地緣戰略意識的抬頭和對於全面政治戰略的需求。

在冷戰結束後，德國與俄羅斯保持了密切的合作關係，化敵為友和平共存，尤其是在「能源」領域。在俄烏衝突爆發前，德國對俄羅斯天然氣的依賴程度高達55%，石油依賴度高達42%。德國前總理梅克爾曾表示：「只有在俄羅斯的參與下，歐洲才能獲得持久和平」。

俄烏衝突爆發之後，德國開始擺脫對俄羅斯的能源依賴，大力發展綠色能源。 德國預計於2024年不再進口俄國天然氣和石油，現在德國和俄羅斯的雙邊關係已降至冰點，德國和俄羅斯將來很有可能走向一個平行世界。

至於對華政策方面，德國總理蕭茲強調：「中共的崛起不是孤立中國的理由，也不是限制對華合作的藉口」，以此表明德國會繼續與北京一起為兩國企業的合作創造機會。

儘管站上了「時代轉折」的高度，德國的政策調整似乎尚未給這個國家帶來有特色鮮明的國際新形象，一切還在發展變化和不斷摸索中。

德國對華政策的重構是在其宣稱的「時代轉折」(Zeitenwende)背景下進行的。

•梅克爾 (Angela Merkel)時代-經濟夥伴合作是構成中德關係的關鍵支柱。
•後梅克爾 (Angela Merkel post)時代-中德關係正在經歷認知和利益重構的分配。

根據德國官方統計，2023年儘管中國連續第八年成為德國最大貿易夥伴，雙邊貿易額達到2530億歐元，但德國與美國的貿易額也相當這一數字，達2523億歐元。2023年德國從中國進口產品的價值下降19.2%，為1557億歐元，向中國出口的產品下降8.8%，為973億歐元。德國宏觀經濟與經濟形勢研究所(IMK)稱，這是因為德國企業對供應鏈進行了多樣化的調整，減少了從中國的採購，中國也加強了對戰略產品的本土化生產，降低了自德國的進口。

德國經濟研究所(IW)最新報告對德國聯邦銀行 (Deutsche Bundesbank)數據的分析稱，2023年德國整體對外直接投資額從2022年的1700億歐元下降至2023年的1160億歐元，但對華直接投資仍在增長，2023年較上年增長4.3%，達119億歐元，創新高，在德國對外投資中的佔比升至10.3%，居2014年以來的最高水平，德企過去三年來的對華投資額相當於先前六年的總和。不過，過去四年德國對華投資所使用的資金全是營利後的再投資，也有一些企業從中國撤回資本，而德國在華商會2024年1月的調查顯示，已撤出或考慮撤出中國市場的德企佔比達到9%，在過去四年間增加一倍以上。

雙方對世界變局判斷的最大分歧在於，是走「共同安全」還是「集體安全」的路徑化解世界陷入陣營對立的危險，是用深化「合作雙贏」還是相互「降依賴」、「斷鏈脫鈎」、「去風險」來整合或分裂全球供應鏈。

未來多極世界上，「歐洲」是重要一極，「德國」永遠是歐洲的關鍵性力量。中德如何在世界正經歷巨大變化的基礎上重新定位對方，建立適應新的時代發展和政策框架，考驗著兩國領導層和各界人士的心胸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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