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王志成／台北報導】
高院院長高金枝霸凌法官事件持續發酵，前苗栗地院法官周靜妮因長期高壓與身心失衡而生病，卻遭到霸凌與抹黑，並受到嚴厲懲戒，引發法界關注。臺灣人權智庫於(廿八)日舉辦座談會，認為此案不僅是個案，更涉及人權、勞動及權責問題，顯示台灣司法亟需改革。
周靜妮法官曾任檢察官及多庭法官，最後服務於少年家庭事件審理。她在審理少年案件時，注重聆聽與理解個案背景，努力為迷途少年保留重返社會的機會，但這種風格在效率導向的體系中被視為「不合時宜」。
周靜妮的夫婿曾建元表示，她在法院內部面臨來自行政體系的壓力，當她試圖反映困境時，卻未獲支持。苗栗地院院長陳雅玲得知她罹患憂鬱症後，將她標籤為「問題人物」，並試圖逼退她。
陳雅玲重新檢視過去的案件，放大瑕疵，將周靜妮描繪成惡法官。當事人願意作證時，苗院卻多次阻止，並在事件後施壓，導致當事人選擇不再介入。苗院在追懲周靜妮的過程中，還利用媒體進行不實報導，造成未審先判的情況。
少年案件結果成功讓當事人返家復學，父母感謝苗院胡文傑院長對周靜妮的努力，並有多項轉變事實可證明。最高行政法院退休法官林文舟指出，應透過指導與修正改善程序，而非直接判定「不適任」，否則制度失去修復功能。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退休教授陳志龍認為，周靜妮初次開庭的言行雖不周，但行為無加害意圖，目的在於矯正與家庭倫理，重懲掌摑行為是重大錯誤。
曾建元提到，周靜妮在任內身心狀況惡化，診斷為重度失眠與憂鬱症，並住院治療，顯示職業傷害警訊。然而，司法體系內部並未啟動有效的保護機制，反而加大行政處置與懲戒程序。人權學者指出，這是制度性霸凌的典型，包括公開羞辱與創造敵意環境，讓人孤立無援，形成長期的消耗與排除。
周靜妮法官最終遭到懲戒，被迫離開法院，且其律師資格也被撤銷，實質上切斷了她從事法律工作的可能性。法律界人士指出，這對已因憂鬱症受創的她而言，無異於全面封殺。制度不僅未能支持她，反而將她排除在外。
在案件發展中，苗栗地院專注於懲戒結果，卻忽略了長期壓力和疾病的背景，使周靜妮被簡化為「出問題的法官」，特定媒體也偏向權力較大的司法體系，造成對她的二次傷害。
周靜妮案令人不安的不僅是她的遭遇，而是這一切看似「合法」、「合程序」。當法官因職場壓力而生病，制度是否應先修復？當申訴被視為「麻煩」，司法體系是否已失去自我檢討的能力？當媒體只報導結果，社會又如何理解真相？
周靜妮案不僅是個案，而是關於人權、勞動、權力與責任的嚴肅考題。真正的司法改革應檢討根本問題：當審判者也需要保護時，這樣的制度是否能維護人權與正義？
